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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法治探究
来源:编辑整理 时间:2019-09-23 责任编辑:湖经编辑 分享:

      
      摘要:本文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与发展出发,处理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来龙去脉,总结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阶段历程,在此基础上理清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而,从法理学的角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进行了阐释,法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密切,通过两者关系的研究能够使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的目标,法治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之一。

      湖南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姚永奇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政新理念 ;法治之理
      前言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持续推进,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人类社会越来越表现为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越来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摘登[N]. 人民日报,2017-10-19(04)]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与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与发展既不是无凭空创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的过程。党的十九顺利召开,更是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科学内涵,实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新飞跃。因此,我们有必要以时代发展为基础,重新梳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来龙去脉,总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阶段历程,在此基础上理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变。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初步萌芽
      在2004 年,郑必坚教授在 “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中明确提出了“利益共同体”这一概念范畴,他谈到在当今时代下,中国不论是与周边国家,还是与亚洲、美洲,甚至与全世界都形成了一种互利、共赢的发展关系,整体世界日趋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2007 年10 月15 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针对两岸关系又提出了“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并指出:“十三亿大陆同胞和两千三百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凡是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情,凡是对维护台海和平有利的事情,凡是对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好。”[胡锦涛文选,第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011 年9 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又一次将“命运共同体”纳入其中,并写道:“国际社会应该超越国际关系中陈旧的‘零和博弈’,超越危险的冷战、热战思维,超越曾把人类一次次拖入对抗和战乱的老路;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陈须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在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地位和意义[J]. 当代世界,2016(7).]这进一步将“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扩延到世界安全与文明交流的范畴中来,极大地推动了这一理念的发展完善。由此可见,早在新世纪初,国内就已经出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种种萌芽。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确立
      2012 年11 月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胡锦涛同志在会上作报告,并指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12-11-09(02).]首次明确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科学理念,并将其写入党的正式文献之中。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被空前地提升为国家战略思想,提高到外交旗帜的高度,成为党在新时期必须坚持的重要方针政策,标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内的正式确立。2013 年初春,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中,专程来到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了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主旨演讲,他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N]. 人民日报,2013-03-24(02).]首次向全世界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庄严宣告了中国未来的外交方向,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由国内迈向世界,实现了其在国际层面的确立,并标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最终形成。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化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我们党在新时期提出的科学理念,其本身就是一个立足时代、时讲时新的概念范畴,自提出伊始,便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尤其是习近平主席在国内外各类外交舞台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释论述,更是极大地推动了这一科学理念的深化发展,可以说,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步伐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有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彩阐述。2015 年9 月,习近平主席应邀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首次在联合国的舞台上详细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他不仅强调:“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5-09-29(02).]随后,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再次阐发这一理念,并将“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进一步概括为“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N]. 人民日报,2017-01-20(02). ]等五个方面,这就进一步明确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路径,实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由理论层面向现实层面的飞跃。据不完全统计,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国内外各类舞台上先后提及“命运共同体”竟高达130 余次。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成熟完善
      2017 年10 月1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十九大做报告。报告中,习近平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新的行动指南。“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我们党在新时期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更是被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之中,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摘登[N]. 人民日报,2017-10-19(04).]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同时也倡导世界各国“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摘登[N]. 人民日报,2017-10-19(04).]在此基础上,习近平主席更是向全世界庄严承诺:“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摘登[N]. 人民日报,2017-10-19(04).]这就进一步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明确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信念,进而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发展完善。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党的十九大不仅首次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单独部分在党的报告中予以阐发论述,同时更将其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之中,提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法理诠释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仅停留在理念层面,还需要运用法治及其方法来塑造。法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密切,通过两者关系的研究能够使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蕴。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的目标,法治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之一。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塑造需要法治平台。
      国际秩序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的命运。国际主体间的合作需要用法律(包括国家法律规范体系、多边、双边条约等)来规范;需要法律运行的体制、机制(包括国家等各种国际组织等)的积极参与。2015年3月,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并发表《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的主旨演讲,强调各国应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将永远做和平的建设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意味着需要以国家为主的国际行为主体的合作,合作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你死我活的斗争、战争方式,追求并实现共赢、共生、共存的目标。
     (二)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包容意识、法治精神和契约精神。
      法治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契约精神,而这种契约精神既是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论假设,也是消除战争、暴力的最好方法。法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过程中有重要的使命。就国际法律秩序的形成来看,社会契约的精神不仅是国内法律秩序建构的理论基础,也是国际法律秩序建构的理论假定。在社会契约成了法治理论的基本假定以后,在很多国家不仅出现了较为完善的法治机制体制,而且出现了捍卫法治的思维方式、行动理据——法治之理。但是,目前基于国家本位、民族主义而衍生的国际霸权争夺,国际“法律秩序”的形成依靠的是军事、经济等实力,已有的国际法律规范体系等缺乏应有的约束力,功能发挥最好的是双边条约或多边条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法治精神是一致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在国际范围内倡导和平,以满足世界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与中国方案有着对非平等、反公正和强权政治等现行国际关系严重失衡的深刻忧思和对国际关系新秩序的重新思考,它着眼于全球的战略安全和持久和平,主张跳出‘以暴易暴’‘以邻为壑’‘非此即彼’的怪圈,建设以平等、合作、共赢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国际关系伦理,真正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活动方式应该是法治方式;需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用谈判、协商和国际法律规范处理矛盾纷争。
     (三)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法治之理。
      对“法理”一词可以进行多角度诠释,诸如,关于法律问题的终极关怀、关于法律的最一般理论、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关于人性与法律的理论、关于法律与社会的理论等等,但用“法治之理”更能表达法理的功能。经过千年锤炼所锻造的法治之理,在法治得到弘扬的最近三百多年中逐步走向成熟,构成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决策的理由系统。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运用法学原理来支配政治以及国际交往的行动。我们需要用法治之理打量中国,进而改变中国;把发现问题找法、化解矛盾用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方式常态化,在法治之理的基础上构建法律秩序。法治之理是由法律精神、理念、价值、原则、方法、技术引申出来行动理由;是在告诉人们应该怎么样去行为以及为什么去行为的法治理据。这个理据不同于以伦理为中心的道德之理,它不强迫人们去做高尚道德所要求的行为,而是基于常人能够做到的、具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法治之理是一种综合法治价值与方法理由,在合乎法治治理的思维过程中,根据法律进行推理和解释的过程不可缺少。法治之理主要是对权力行使者的法治化要求;是要用法律解决政治行为的规范性和程序性问题。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法治之理是在承认中西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吸收世界法治文明所预设的法治价值、法治原则、法律制度以及法治思维规则等基础塑造的法治世界观。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法治基础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无论全球治理体系、治理模式发生多大的变化,中国积极参与、率先垂范,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大国思维不会变;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期待越来越大,中国对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创新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全球治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备基础,它不可能由某一个国家独自掌握,也不能只靠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就可以完成任务的。全球治理必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充分发挥和调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性,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和谐发展的共同夙愿。近年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反复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要“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刘峣、卢泽华.中国理念获得国际广泛认同[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03-27(2).]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点在于,各国一律不分民族、大小和强弱,彼此之间和平相处、相互尊重。由中国政府倡导并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的响亮登场,是中国政府对人类文明未来走向做出正确判断的结果。中国政府作为一个在国际公共事务中勇于负责任的大国政府,长期以来在积极维护世界和平,通过协商对话解决国际争端,务实推动国际人权治理体系完善化方面,已经和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主张,同时还表明中国政府将在世界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扮演更加开放包容、公正友善的重要角色,理所当然地赢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其积极主张被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议、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总的联合国决议之中。
      我国的传统文化绵延五千年,充满了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人文精神的最大特点是尊重包容,主张和而不同,强调正确认识自己,要求人们按照各自的身份和角色定位,做自己应当做的事情、为社会尽职尽责,不能做与自己身份和角色不符的事情。当然传统文化也遭受过人为的冲击,主要是盲目地采用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来解说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行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比较而言,它具有鲜明的宏观对照性,即是说它在不断地调整着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调整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家族社会、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中华法系的法律既不像欧洲大陆国家的成文法,也不像英美国家的判例法,而是具有中国传统因素的成文法与判例法相融合的混合法。中华法系作为维系中华民族几千年社会秩序的法律凝结,尽管其中的“礼法体系”和“礼法之治”存在着时代的缺陷性;但是当下仍然需要传承中华民族祖先遗留下来的法律传统,深刻领悟中华民族祖先创制的传统法律文化,提升司法的公信力,以便从几千年的传统良法善治智慧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俞荣根.认真对待中华法系[N].人民日报,2016-08-15(7).]
      历史经验警示人们,每当世界历史进入一个紧要关头或主要转折关口,都离不开根基深厚的先进文化和高超智慧的引领。以“刚健有力、自强不息”为基因的中华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不竭的精神力量,也是引领和构建21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不竭的动力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只是中华文明的基础,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完全是基于自身的特点、优势和传统,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从来不觊觎他国利益、不嫉妒他国发展,始终通过既有的和平环境努力发展自己,并积极主动地塑造有利于和平发展的环境帮助别人,共创更深入、更多元、更全面的国际合作新格局。
结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我们党在新时期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它的发展变革始终以时代特征为依据,以具体实践为根基。2015年11 月30 日,习近平主席出席巴黎气候大会开幕式,发表的重要讲话,“当前,反全球化潮流涌动,世界处于发展转型的重要关口,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的‘全球观’,为世界安全、全球治理阐述‘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赢得广泛赞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必将在现实传播中成为各国人民的共识,必将在未来发展中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科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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